四、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
戰略是一種現實主義決策。20世紀90年代以來，戰略學家們認識到，文化（傳統文化或稱文化傳統）只是制定戰略的“干預變量”，戰略的決定因素應該是國家利益，文化主義考量的只是根據國內層次上的傳統、價值、規范如何塑造國家戰略，而依據現實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使國際規范通過“社會化”進程內化為國內合法性規范，重新建構國家新的認同，重新建構國家的利益，最終根據新的國家利益采取新的戰略行為，這才是所有戰略應當的首選之策。這后者就是建構主義的戰略路徑。
建構主義有深厚的哲學心理學基礎。18世紀意大利哲學家維科（Giambattista Vico）在其著《新科學》里就提出，人們只能清晰地理解自己建構的一切。瑞士現代心理學家、哲學家皮亞杰（Jean Piaget）認為，主體與客體之間是前者適應后者（包括同化與順應）的關系，也就是存在著“內化于己，外化于物”的雙向建構過程。前蘇聯心理學家維果茨基（Lev Semennovich Vygostsky）則強調符號系統的社會建構性中介作用，并認為著眼于“最近發展水平”的建構具有最理想的效果。美國學者馮·拉賽斯費爾德（Von Glasersfeld）提出，知識若有助于解決具體問題或能夠提供有關經驗世界的一致性解釋，就是適當的，就是有“生存力”的，因此一切知識（文化）都是個體在認知過程的基礎上、在跟經驗世界的對話中建構起來的。
當代西方哲學支持了心理學上的建構主義。英國哲學家維特根斯坦（Ludwing Wittgenstein）的日常語言哲學反對客觀主義，為建構主義理解事物提供了新思維。他提出“語言游戲說”和“家族相似”概念，認為說話者在依據一定的規則用語詞做各種游戲，語詞只是工具，它本身沒有意義，它的意義是人們在按自己的目的使用它們時賦予它們的。波普爾（Karl Popper）提出，經驗可以證偽一種理論，問題→假設（理論）→證偽→問題→新假設（理論），這就是科學理論不斷被建構的道路，絕對真理是不存在的。在此基礎上，美國哲學家庫恩（Thomas S. Kuhn）則強調共同體的信念在科學發展中的關鍵作用，認為“科學只是解釋世界的一種范式”。以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為代表的后結構主義認為，任何系統的組成部分都沒有它自身的“實質的”意義，只有“關系上的”意思。
建構主義將現實人的主體性進一步挖掘出來，彰顯文化的可建構性，啟發了一種新的文化發展思路，即傳統是可更新的、文化是可擇優的，無論何時何地的文化資源都可以經過擇取和整合，形成新的文化模式。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留給文化建構很多啟示。布迪厄提出現定主體既往的文化積累形成他的文化資本，塑造了主體相對穩定的習性，文化再生產、文化資本更新以變革主體既定習性為起點。習性是什么？第一，就其本質而言，習性是一套性情系統。“它首先表達了一種組織化行動的結果，其涵義接近于諸如結構之類的術語；它還意指某種存在方式，某種習慣性狀態（尤其指身體的狀況），還特別指某種秉性，某種趨向，某種習慣，或者某種偏好。” 第二，就習性的屬性而言，它一方面具有穩定性，因為它根植于主體的心智以至于身體內部，會超越人們遭遇的一些具體情境而發生慣性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是可以置換的，習性會受到社會條件的限制而發生緩慢的變化。第三，就習性的變化而言，習性作為主觀性的社會結構，它一方面通過社會條件或者調節作用，將外部強制和可能性內在化，將之建構為人們的認知、感知和行動的圖式。另一方面，它作為建構性的結構，又賦予個人在各社會領域的活動以一種形式和連續性，使其獲得行動的意義與理由。第四，習性對其主體實踐的引導，往往是在無意識層面上運作的。所謂無意識，無非是對累積在身上的歷史失去記憶或主觀意識。因此，文化的再建構、文化的再生產、文化的發展，要求主體習性變革的先行啟動，實行習性的重塑。文化再生產的生產力水平，文化發展的成就，就體現為新型文化資本和習性與原來文化資本和習性之間存在的距離的變化。
采取文化移入的方式，是一種文化建構較為簡捷的辦法，它類似于魯迅所說的文化上的“拿來主義”。文化移入，指的是一種新的文化資本取代舊的文化資本的行為及其過程。對于個性主體來說，文化移入的具體辦法一般有兩個：一是改變生活環境，一是變革行為方式。美國社會學家阿歷克斯?英格爾斯（Alex Inkeles）在研究人的現代化時發現，一個傳統的人向現代人轉變的外在社會因素，就是把他置于現代學校中接受教育、在現代化工廠中從事勞動以及高頻率和高密度地接觸大眾傳媒。其中的道理就在于，身處諸如此類的“有力的環境”中，“現代性”的文化移入本是傳統型的一個人身上，重塑了他的習性和文化結構。相關實驗表明：教育所賜予的較大現代性傾向，主要是在學校或課堂中生活的結果，而不是由教育所導致的后期生活利益的結果；在后期的生活經驗中，最重要的兩項是他們所從事的職業和同大眾傳播媒介接觸的程度與范圍；在適當的環境下，任何已成年的傳統人仍可以轉變為現代人，在決定一個人的現代性方面，后期的社會生活工作經驗比早年的影響更為重要。這都說明了實施文化移入、改變習性和文化資本結構，關鍵還在于自己在實踐行為中的“更大的努力”。 對于社會性的主體來說，文化移入顯然有三個途徑。一是移入具體形式的文化資本，接納域外移民和留學歸來人員；二是移入客觀化文化資本，輸入域外文化的產品和服務；三是移入體制化文化資本，主要指參照域外文化制度進行體制改革。文化移入戰略涉及到文化模式的碰撞問題，有可能引發價值沖突，因此要謹慎對待，穩健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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