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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新京報：癥結在哪兒？
李昌平：財政體制的問題。如果鄉鎮都有錢花，那可能就不做經紀人，就去做服務了。現在整個財政體制把鄉鎮搞得沒錢花，而土地收益成為基層政府主要財政來源，所以就要以地生財。
新京報：那么國土部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本身也沒有問題？
李昌平：不是占地或者增減掛鉤有什么錯誤。增減掛鉤沒錯誤，應該說增減掛鉤出臺后，我們更應該把這個事做好。現在相反的做不好，就是因為政府的行為變了，變成了經紀人。
新京報：應該怎么解決？
李昌平：現在中央要研究的就是這個問題，要把政府的定位定準。中央財政要給地方財政一定的保證，那才能讓基層政府定位在服務者角色，土地整理才能做好。
庭院經濟非改不可
新京報：有專家認為，讓農民“上樓”會對庭院經濟、家庭養殖等帶來不便，你認為呢？
李昌平：集約土地，這是趨勢。以后農民家家戶戶種地將會改變，吉林德惠現在只有5%-10%的人在種地。他們建了現代養殖園，家庭養殖也根本不存在。
新京報：是因為庭院經濟將不被社會所需要？
李昌平：農民也是人，也需要有個人畜分家的居住環境。10年前60%的農戶還養豬，現在是只有20%的人在養豬。這就是變化，我估計再過10年，80%的人都不種地了。便于機械化耕種的平原地區，就不會家家戶戶去種了。
新京報：你認為現有的農村體制將要改變？
李昌平：可以這么理解。1985年開始，農民進城打工越來越多。所以說小崗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作用到1985年就已經沒作用了。
新京報：你認為農村奔小康應該怎么做？
李昌平：應該增強集體功能，加強農民共同體的建設，可以搞社區建設和治理。
新京報：以前的人民公社就是集體經濟，最后農民的積極性并不高，現在這么做，不是開歷史倒車？
李昌平：這個說法純粹是一派胡言。鄧小平1992年的講話，說農村有兩次飛躍。第一次飛躍是把農民從人民公社里解放出來，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次飛躍是搞集體經濟，搞合作經濟。
一家一戶的農業是最原始最落后的農業，朝合作經濟、集體經濟的方向走是前進。
節余土地收益歸民
新京報：但為什么現在一些農民不愿意“上樓”，也不愿意交出自己的宅基地？
李昌平：這個問題分兩方面講。一是農民內部，各家各戶宅基地大小不一，所以矛盾大，拆遷不順利。二是政府壓縮農村宅基地后，收益分配沒讓農民參與。
新京報：這個問題該怎么解決？
李昌平：壓縮出來的地依然應歸農民，政府不參與分配，由農民自己來分配，這樣問題就解決了。
新京報：怎么才能引導或規范地方政府多顧及農民利益？
李昌平：中央要讓地方政府吃飽，要讓地方政府變成公共服務者，而不是讓地方政府成為企業。中央要用服務性的政府指標去考核地方政府。
農民宅基地不是唐僧肉
鄭風田認為應遵循農民自愿原則，為宅基地確權以市場化流轉
中央有關部門應該盡快明確和賦予農民宅基地以完整的物權，同時，積極試點，探索宅基地進入市場的流轉辦法，確保農民土地權益不受侵犯。
一些地方只占地不復墾
新京報：目前一輪“農民集中居住”、“宅基地換房子”的舉動，有人稱為新圈地運動，你認為呢？
鄭風田：當然是，不管以什么名目，其核心都是在侵吞農民的宅基地權益，都應該打住，畢竟農民的宅基地不是唐僧肉。
新京報：這場圈地運動的動力是什么？
鄭風田：核心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城市建設用地指標緊缺，耕地的18億畝紅線又不能突破，于是都打起宅基地的主意。
新京報：據你們調研，“農民集中居住”這種做法始于何時何地？
鄭風田：始于江蘇，2001年前后，蘇州、無錫等地富裕鄉鎮出現農民集中居住試驗，當時是為了改善農村居住環境。后來江蘇全省推廣。此后，隨著“新農村建設”，全國很多地方都有類似做法。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國土部的“增減掛鉤”政策？
鄭風田：這本來是為增加耕地的一項積極措施，但在操作中，由于政策漏洞，農民宅基地權益變相被侵害。
新京報：政策存有什么漏洞？
鄭風田：本該是先復墾，再占地。但由于政策允許先占地，三年內復墾歸還，導致了很多地方只顧占地，不按時復墾歸還。
新京報：各地執行時還存在哪些問題？
鄭風田：有的擅自擴大試點范圍，有的違規跨縣域調指標等，大多違反規定的最終指向都是農民宅基地。
“已出現上樓致窮”
新京報：就農民集中居住而言，是利大還是弊大？
鄭風田：這個是需要仔細分析的，就我國目前的現狀來說，強制推進集中居住違背了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世界銀行研究指出，人均GDP小于500美元時，農民以分散的自給自足經營土地為主，當人均GDP大于1000美元時，農民土地的商業運作和市場價值才能開發體現出來。
新京報：現在我國農民是否合適集中居住？
鄭風田：目前，我國庭院經濟和家庭畜養還是重要收入來源，如果強行推進農民集中居住，就會妨礙農民的生產生活。
新京報：會影響農民收入？
鄭風田：是的，農民住上公寓樓，收入會減少，支出卻在增加，水要買，菜要買，不少地方都出現了農民“上樓致窮”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