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想控股有限公司總裁柳傳志。 中新社發 王辰 攝
最先“下海”，最早嘗到海水的苦澀，也最早擁有大海的寬廣
1984年，向科學高峰攀登了十幾年之后，柳傳志意識到自己大概不是做科學家的料。于是，他告別了中國科學院計算機所工程師的崗位，到中科院人事處去做一名行政干部。很快，他發現當官似乎也不是自己的追求。
1984年，對于很多人和事，都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這年3月，中共中央宣布“向外國投資者開放14個沿海城市和海南島”。10月，中央批準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宣布把改革由農村推向城市。
一次全民總動員的“下海”潮出現了。1984年7月，柳傳志和十幾個同事一起，在一間小平房里辦起了“公司”。那時候，和大多數人一樣，柳傳志也不知道“公司”是什么。
此時，辦公司對柳傳志來說，是改善生活、也許還是改變命運的一次機會。他不會想到，在其后的20多年中，公司將逐漸成為許許多多的中國人養家糊口、吃飯穿衣、休閑娛樂的一個基本場所和組織。
1988年4月18日，聯想公司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進軍海外誓師大會”。當時，聯想的員工還不到300人，主要業務是銷售一種叫“聯想漢卡”的產品，以及給國外電腦做銷售代理。但柳傳志決定“小題大做”，他請來的客人和記者比自己的員工還要多。
20世紀80年代，“個人計算機”正在迅速成長為一個產業。1980年，全世界只有30萬臺個人電腦，10年之后這個數字達到了6000萬。1984年，聯想成立并開始代理“IBM”的某些產品的時候，19歲的美國人邁克爾·戴爾創辦了“戴爾”公司，不久，比爾·蓋茨為“微軟”設定了那個著名目標：“讓每一張辦公桌，每一個家庭都擺上電腦。”柳傳志同樣敏感地意識到這種市場變化，但是聯想卻不能“造電腦”。
當時，在國內生產計算機需電子工業部發放生產許可證，浪潮、長城等公司都有許可證，中科院卻沒有。
認識到自己無法撼動現實規則后，柳傳志選擇了一條“拐大彎”的路線。1988年1月,柳傳志來到了香港。他的目的是，在這個沒有“計劃”的城市成立一家公司，為生產“個人電腦”做資金、技術和市場準備。
1987年，物價局決定對聯想罰款100萬元，理由是：聯想當時的拳頭產品“漢卡”違反國家價格政策，定價過高，有牟取暴利之嫌。100萬元，對當年的聯想來說，不是一個小數目。那時候，公司繳稅之后所有利潤加起來也不過70萬元。聯想上下群情激憤：員工要求柳傳志召開新聞發布會，打官司告物價局。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天，柳傳志帶著自己的助手敲開了物價局局長的家門。“我到那個局長家里的時候，人家在家里吃午飯。敲門人家根本不接待，那也是很難堪的。后來找到副局長，挺好，終于連上關系，再加上我們科學院發展局局長非常努力，最后罰款減到了40萬元。”
春天時，柳傳志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隆重的誓師大會；秋天時，柳傳志卻在破舊大樓中的狹小辦公室里開張營業。這就是柳傳志在1988年擁有的夢想和現實。
在高調宣布“進軍海外”一年之后，柳傳志將在香港研發出的“286微機”送上了飛機。此行的目的地是德國，當時在漢諾威正舉辦電子技術交易會。在這次交易會上，柳傳志終于達到了“拐大彎”的目的。
柳傳志總算成功地往前走了一步。但是，他還來不及開始自己的“電腦夢”，警察卻已找上門來。原因是：聯想涉嫌走私。
1989年4月，廣東警方查處了一起走私案，順藤摸瓜，找到了聯想門上。那個春天，柳傳志既聽到了公司走向未來的腳步聲，也聽到了監獄的“召喚”。
所謂“走私”事件，最終以罰款300萬元了結。后果雖然并沒有柳傳志想象的那么嚴重，但是，它對柳傳志造成的傷害卻久久無法平復。
1994年，一直到12月8日，聯想才匆匆舉辦了創業10周年慶典。實際上，此時柳傳志一點也沒有辦慶典的心思。他陷入了職業生涯的低谷：他的企業成長乏力，并肩合作多年的親密戰友反目成仇，而他的身體也令人擔憂，反復發作的“美尼爾綜合癥”讓他不得不住進了京西的海軍醫院。
柳傳志在病床上備受煎熬的時候，聯想也是內外交困。為了抑制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國家在1994年年初開始了宏觀調控，聯想因此失去了大部分部委和大型國有企業的訂單。市場在縮水，國外的對手卻步步緊逼。
1989年，國外生產的個人電腦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為33%，到了1993年，這個數字變成了78%。
1994年秋天，聯想最終確定了“突圍”的戰略，這一仗對聯想生死攸關。誰來指揮呢？柳傳志當然是眾望所歸。這一年他50歲，正是人生最具智慧的年齡。但是，柳傳志有更長遠的考慮，他想起用年輕同志。
楊元慶，就是柳傳志心目中的年輕同志之一。1994年，柳傳志將原本分散在“老同志”手中的采購、生產、營銷的所有權力都交到楊元慶手中。實際上，這是將聯想，甚至是自己的未來都交給了這個年輕人。
1994年，柳傳志一面將楊元慶推到最前線，一面向中科院提出了一份“股份制改造”的方案：聯想資產的55%歸國家，45%歸員工。
在1994年，聯想的員工還體會不到柳傳志提出股份制改造的良苦用心。因為當時的所謂“紅利”，只是一個數字概念而已。直到1997年，紙上的“畫餅”才變成了“真金白銀”。這一年，聯想微機的市場占有率上升到了17.6%，比位居第二IBM高出了近6個百分點。也是在這一年，證監會同意“中國聯想”在香港上市的計劃。
聯想員工以多年積累的1.6億元的紅利，購得了公司35%的股份，員工一夜之間變成了企業的所有者。
在柳傳志的心里，人的價值超過一切。無論是年輕有為的后輩，還是風雨同舟的老伙伴，都是他最珍視的財富。
然而，當“中國聯想”要變成“世界聯想”時，柳傳志一直以來在企業營造的“家”的概念，受到了來自更為廣闊的市場的挑戰。
2004年的聯想分外引人注意，它不僅要成為北京奧運會的頂級贊助商，而且要收購IBM的個人電腦業務……
2004年，就在聯想成立20年之際，柳傳志辭去了聯想集團董事長的職務，將聯想的未來交給了自己的繼任者。他自己則把大量的時間用于“孵化”新企業。與其說他把這看做一項工作，不如說是一種使命，是他人生的又一次出發。
30年來，一批像柳傳志這樣的企業家在中國成長起來。有人說，正是這個階層的出現，中國才真正往前走了一大步。柳傳志，無疑是其中走在最前面，甚至是站在最高處的少數幾個人之一。
他的故事還遠遠沒有結束。
2008年，柳傳志的一個夢想實現了。他24年前創辦的聯想，成為第一家進入“世界500強企業”的中國民營企業。 (記者 李晉雄宋廣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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