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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調研范圍涵蓋全國31個省的《中國農民狀況發展報告》出爐。報告稱，在貧富差距、城鄉差距逐步拉大等情況下，農民的尊嚴感或繼續下滑。過半的受訪者認為農民是社會的弱勢群體，比其他人低一等。（《南方日報》11月29日）
中國的主體是農村，中國人的主體是農民。這些年，無論統計數據、抑或親身感受，中國農民的生活確實是有了明顯改觀。但正如“倉稟實”與“知禮節”并無必然關系一樣，物質生活水平的提升，似乎并沒有水漲船高地拉高農民的“尊嚴感”。
從晏陽初、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到今日的新農村建設，在立足三農本位的取向下，決策層總在試圖修復城鄉之間的斷裂，令“體面”與“尊嚴”離農民近一些。然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只是奉獻最珍貴大米與農副產品的農民，卻長期身處在階層序列的最后一位。中國農民的尊嚴感丟失在這些看得見的場合，而被歧視的原因，說出來都是些不難想見的理由：譬如不整潔、不時尚、學識低、掙錢少……所有的癥結集中在兩點：其一，所得非所勞；其二，公共資源配置的時候，或難免“姥姥不疼舅舅不愛”。
農民尊嚴感降低的第一個問題，在于分配制度有失公允。數年前，《人民日報》就曾刊文特別關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稱老百姓“干得多掙得少”。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并逐年上升。資本分配比重過大，勞動性收入自然就要“委曲求全”。勤勞不致富，受傷的首先是農民。這不僅是一個“谷賤傷農”的問題，也不止是“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的悲愴，而是關乎社會公平與正義的事情。茲事體大。
關于農民尊嚴感迷失的第二個原因，顯然在于二次分配類的制度。盧躍剛先生在《鄉村八記》中有一個鞭辟入里的比喻：一駕馬車向前飛奔，車上坐著兩人，城里人和鄉下人，他們同是馬車的主人。后來車跑不動了，鄉下人下去幫助推車，等車跑起來，城里人卻忘了將其拉上來，于是城里人永遠駕車在前面跑，鄉下人永遠在屁股后面追，久而久之，成了一種規矩——鄉下人想搭車，要看城里人臉色。這個寓言可以直接翻譯成新任中國證監會主席郭樹清11月12日的發言：目前城鄉差距依然巨大，城鄉差距未出現縮小的拐點；進城務工人員一方面不能享受市民就業條件及福利，另一方面還要供養在農村的配偶子女和父母，其在城市依然缺少國民待遇。沒有天生的貴族，也沒有天生的農民。歐美社會的農民與我們的農民顯然不是一個意思，其間的差距難道只是“橘枳之異”？這些后賦的差距，拉大了謀生技能上的差別，反過來又加重了初次分配中權重比的落差。
對于人口龐大的中國而言，農民的尊嚴感，才是一個社會的安全感、體面感。什么是尊嚴？王小波說，尊嚴就是你走在任何地方，都被當作一個人而不是一個東西來看待。是不是可以這樣說——當有天我們的政策與制度能保證“勤勞致富”不至淪為傳說，保證每一個“農民人物”獲得對等的權益與自由，最勤勞的農民，何愁會不體面、不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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