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群出生于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特殊群體，經歷了上世紀60年代的“饑荒歲月”，70年代動蕩不安的“文革時代”和“上山下鄉”運動，80年代忠實地執行了“只生一個孩子”的號召，90年代面臨下崗再就業，如今卻又遭遇“中年喪子”之痛
他們經受了旁人難以想象的精神痛苦，還要面對養老缺乏保障的艱難前景。
“感覺自己像祥林嫂”
5月19日，邢芳在北京見到記者時，依然難以掩飾一臉的悲傷。
“隨著‘六一’兒童節的臨近，我現在特別想離開人世的兒子。有時候實在忍不住了，我就找一個特別空曠的地方，喊道：‘兒子，媽媽想你了’，‘媽媽沒啥奢望了，你讓我做個夢吧，這樣讓媽媽看看你就行了’”一談起2000年因白血病而離開她的兒子，邢芳立刻淚流滿面，泣不成聲。
邢芳今年53歲了，然而，看上去，她要比實際年齡至少大上10歲。
她告訴記者，兒子走之前，怕她想他，就常叮囑她說，“媽，你就當兒子去國外上學了，有出息了，忘本了，不再想自己媽媽了。你就這么想，就不會想我了。”
“我覺得自己像‘祥林嫂’，老想著自己的‘阿毛’。”她向記者苦笑道。
邢芳唯一的兒子曾是石家莊一中的優秀學生，在高考前夕，因病情加重而永遠離開了她，使她飽嘗了“中年喪子”之痛。
“我對兒子要求也比較嚴格，兒子也很爭氣，從小學到高中成績都非常優異，學校的老師和同學也特別喜歡他。”邢芳說，“但在2000年，孩子沒有了，我覺得什么都沒有了，一切都變了。”
“我這人克制力還是挺強的，以前很少在別人面前掉眼淚。”她對記者強調，“我現在沒有跟原來單位的同事再聯系，就是關系特別好的朋友也不想再聯系，不愿意讓別人知道自己心里的那個痛。”
兒子離開的那年冬天，邢芳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有一天，邢芳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個騎車的小伙子，背影特別像她的兒子，她就不由自主地一直跟著人家。
邢芳告訴記者，“那時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過來的。后來，老公就老跟著我，怕我出車禍。”
“其實，這事對我愛人的影響特別大。兒子走了以后，他就不知所措，情緒壞到了極點。沒事就去喝酒，每次喝到很晚才回來。回來后，在我們院里又哭又鬧。回家后，面對著我一遍又一遍地自責，他總覺得自己對兒子付出的比較少，最后我們兩個人抱頭痛哭。”說著，邢芳再次淚流滿面。
“我們這些人心里都有毛病，我知道我肯定也有毛病。至少有心理障礙，肯定有。”她神色黯然地說，“都已經快10年了，我天天加班，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地特別忙，盡量都不在家。不然，回到家里，看到熟悉的環境，我就會不由自主地想兒子。”
“如果不是想到死了以后，我的父母會多么傷心，真想自己跟著孩子一起離開。因為老人不管有兩個或三個孩子，你畢竟還是他的孩子。這就是當時我能夠活下來的唯一支撐。”說著，她的神情開始堅定起來。
“精神與肉體的雙重痛苦”
為了排遣心中的悲苦，邢芳很渴望找個“同命相憐”的姐妹傾訴一番。于是，她一有時間就在網上進行搜尋。
后來，邢芳在網絡上搜到了重慶的獨生子女“孤殘家庭”的正式組織——“星緣聯誼會”，及武漢的相關自助組織“連心家園聯誼會”，多方努力和他們取得聯系，并融入他們。
隨后，她和兩個聯誼會中幾個年齡相仿的姐妹組建了自己的“星星苑”QQ群。慢慢地，她認識了一批同她一樣的兄弟姐妹。
在“星星苑”QQ群里，給邢芳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江蘇鎮江的大姐，叫張興憲，1948年出生，是68屆高中生，1969年下放到生產建設兵團2師11團20連，是個老三屆的知青。到1978年，10年的農場生涯結束回城時，這個張大姐已經年過30了。
和《于無聲處》的那一部話劇驚人的相似，張大姐的愛人是個剛畢業的醫生，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回城后，在不斷地奔走努力下，平反了。他們結婚時，張大姐已是33歲，愛人也已38歲。
第二年，張大姐有了女兒，唯一的女兒龐倩。女兒聰明、乖巧，臉上永遠是燦爛的笑容。在孩子的身上寄予了張大姐全部的希望，孩子也是她生命的全部。在歷經多次坎坷、磨難之后，張大姐以為從此開始了幸福生活。
然而，命運卻在捉弄人。龐倩大學畢業后，在廈門航空旅游集團工作的第三年，即2007年8月，噩耗傳來：女兒病了，走了。
在廈門的醫院，極度悲痛的張大姐一頭往墻上撞去，是醫院的護工把她救了下來，卻落了頭痛的“后遺癥”。
從廈門回來后，家里女兒用過的東西，一次次地讓他們“睹物思情，悲痛欲絕”。實在受不了，他們離開了原來的家，在另一個小區租了房子。那年，張大姐剛好60歲，愛人也已65歲了。
從那以后，兩人生活的軌跡徹底改變。
他們再也沒有去過一家大型的商場或超市。就在小區的小超市里購買一點必須的日用品，吃的是方便面、速凍水餃、湯圓等等。他們哪里還能有心情去切片、切絲，去炒、去燉啊。此時，食物不再是享受，仿佛只是為了維持生命。
老兩口常常一天也說不上兩句話，以前最喜歡談論的話題是女兒，最重要的話題也是女兒。而現在想說，不能說，誰也不愿意去觸及心中那個巨大的痛。后來，他們都落下了嚴重的失眠癥，常常睜著眼等待天亮。偶爾睡著了，也常常被噩夢驚醒。
就這樣，他們煎熬了幾百個日日夜夜。張大姐的身體每況愈下，得了乳腺癌，可是她堅決不愿意去做手術。
張大姐說，她不是怕開刀，是怕見到病房里別人兒女繞床的情景，她會受不了。她更怕病友問起孩子的情況，因為到他們這個歲數的人，見面談的話題一般都是孩子。最后，張大姐愛人向醫院說明情況，醫院給了一個單間，張大姐做了乳房切除手術。
和許多“同命媽媽”不一樣的是，張大姐遭受了精神與肉體的雙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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