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14日下午，東航云南分公司辭職飛行員鄭志宏和東航云南分公司的索賠案，在昆明中院二審再次開庭。鄭志宏案因其去年被索賠1257萬，而備受關注。鄭志宏拖著一行李箱的材料來到法庭。 圖片作者：晏蓬
2008年4月7日，昆明，東航云南分公司機場服務臺前走過的保安。 晏蓬/圖
距離3月31日“返航事件”已過去兩周，南方周末記者調查發現，東方航空公司云南分公司的相關飛行員還在焦灼不安地等待著處理結果。可靠內部消息稱，目前已有11名飛行員暫時停飛接受調查。
返航致旅客滯留
“不全部是人為原因返航，”云南分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領導說，“除了飛行數據，從地面多種通訊紀錄和調度紀錄可以看出，有些是機械故障和天氣原因，有的直接就是地面指揮返航的。”
“如果處理不公平、草率，我們就會講話，把當時最真實的情況通報給你，我們最清楚，因為我們就是操縱飛機的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機長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則強調說，“這些事情，都是公司管理造成的。”
另一位自稱沒有參與返航的飛行員李波(化名)證實說：“返航就是一種抗議行為，類似于靜坐絕食。”
東航云南公司在樓梯口加派保安，防止記者進入。“新聞發言人”先是拒接電話，在本報記者發送短信提出采訪要求后，再撥打該電話，則只能聽到占線音。這家公司在事后組建了一個“網絡輿情控制小組”，組織專人在網絡上發帖，勸誡工作人員抵制媒體采訪。
在公司的嚴厲限制之下，幾乎所有飛行員和工作人員都沉默不語。但是，南方周末記者還是獲悉了東航“返航事件”的來龍去脈。
“拉郎配”造成企地矛盾
“云南飛行員上繳個稅要突然增加20%-30%”一事，是此次返航事件的導火索。正是在3月31日這天——飛行員們申報2007年飛行小時費的最后一天——飛行員們選擇了返航。
《南方都市報》拿到的東航云南分公司黨委給民航云南安監辦的報告說，此前，云南分公司空勤人員的飛行小時費是按8%的稅率核定計算繳納的，2006年，云南地稅局開始要求公司“必須將飛行小時費并入工資薪金一并計算個稅，并3次下達整改通知”，后經雙方協調，2006年不再補稅，但是，2007年的空勤人員小時費則要求在2008年3月31日前申報，4月7日前補繳。
“事情發生之前，中隊開會，宣布了關于稅收的問題，當時飛行員就感到不公平。”李波透露說，“同樣是東航，為什么云南的要上20%-30%，而上海的卻少得多？”“大家都覺得是領導和稅務沒有協調好，”他說，“云南分公司的老總是從上海總部調來的，他們的稅在上海上。他們就像下鄉掛職一樣，在其位不謀其政。”
但補稅事件并非如此簡單——與東航和云南航空這樁“拉郎配”婚姻以及其后東航與云南地方政府關系緊張都大有關聯。
從單純效益來看，這場聯姻一開始就“不平等”。因為云南特殊的旅游經濟地位，當時處于航空壟斷地位的云南航空公司(下稱“云航”)一直盈利甚豐，而東航效益卻遠低于云航。一位熟知內情的云南分公司員工陳群安(化名)說：“云航是強行被東航整合的，這也是云航人不服氣的原因。”
據《中國經營報》報道，東航內部人士說，合并后這幾年，每年東航云南分公司的人到總部就必談云航獨立的話題，試圖成為財務獨立核算的子公司，“但這與東航的全盤發展思路完全相反。”
云航的“獨立”想法似乎也得到了云南省地方政府的支持。一個普遍流傳的說法是，張藝謀在北京舉行《印象·麗江》的新聞發布會時，云南省省長、副省長和宣傳部長都前往出席，等返回昆明時，3個人卻被分開安排到了東航的3架飛機上。
2006年3月，云南一位副省長曾帶隊到東航上海總部談判，拿出云南省政府和東航聯合持股云南航空的具體方案，希望飛機能重新掛回“孔雀”航徽。但是，東航似乎對這一方案毫無興趣。
“東航高層領導從頭到尾面都沒有露，你想，去的是堂堂一個省領導，結果吃‘閉門羹’，滋味可想而知。”陳群安向本報記者分析說，“補稅，也可以說是地方上點了火。”
這樁“拉郎配”婚姻似乎從一開始就已經出現了巨大的裂痕。
為了確保上海基地公司的地位，東航在2004年發起了“上海保衛戰”，調集了全國14家分公司的1500名機組人員云集上海。盡管當年上海的客運市場占有率從31%提升到了36%，但業界一個普遍看法是，這一戰役導致了東航內部各個分公司和總部的嚴重利益沖突。
原來只在云南省內飛行的CRJ-200型50座小飛機被總部調往包頭。在云南分公司，這被認為是導致2004年“包頭空難”的重要原因之一。陳群安分析說：“總公司指揮調度不科學，我們的飛機以前都在南方飛，從沒有在冰天雪地的北方過夜，飛行員根本就沒有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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