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不進的敬老院
付達信沒按村小組規定交出住房和債權債務關系，也覺得敬老院不自由，所以未能集中養老
“五保”由來
中國農村五保供養制度建立于20世紀50年代的農業合作化時期。
1956年，政府頒布《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規定對生活沒有依靠的老、弱、孤、寡及殘疾社員，由集體給予保吃、保穿的保障，對于年幼的人保證其接受教育，對于年老的人保證其死后安葬，這些保障簡稱“五保”。
供養難的原因
1、五保資金籌措沒有保障
市場經濟中，村集體籌措資金能力降低。
2、五保供養制度沒有根據實際情況及時調整
目前，村集體依舊被規定是五保供養的責任主體，集體經濟受到削弱，集體觀念面臨瓦解，干部動員資源能力下降。
3、農村社區建設滯后，社區服務水平低
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和人口遷移的加速，一些鄉村社區正在趨于解體，這一進程對五保老人的生活質量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4、農村群眾集體意識削弱，互助意愿不足
受市場經濟的沖擊，公眾道德素質有滑坡的趨勢。很多人過分關注個人利益，而對集體利益、對他人利益關心不夠。
資料來源：洪大用等人撰寫的《困境與出路：后集體時代農村五保供養工作研究》
村民王連補71歲，住在靈官鎮敬老院。他說，他還記得付達信，有時付挑擔子路過敬老院時，還會打招呼。
“按理說，付屬于五保老人，應該也能住進這里。”王連補說，不知道他為什么沒來。
如果不是當地人帶領，很難找到王連補所在的敬老院。它沒有掛牌，藏身于一處樹林山坡邊。該院由靈官鎮興辦。
早在20年前，這里曾是一所中學。后來，每間教室統一被隔斷成三個單間，一排共10間，食堂、廁所位置不變，廢棄的中學就成了現在的敬老院。
2月2日是農歷正月初八，按照農村的習俗，這日子還算過年。走進院落，房前的土坡下、水溝里堆滿垃圾。地上不見鞭炮渣子，門口沒有掛紅對聯，也沒有聞到魚肉酒香。一切跟沒人住一樣。
全院有18位老人，來自全鎮各村，年紀最大的老人78歲。有三位身殘不便者。現在，每兩人住一間房，以便相互照顧。
王連補在靈官鎮敬老院住了六年。之前，他是該鎮崇高村七組的人。也是老光棍。因年老加上無人照顧，與其親屬聯系后，組里決定把王連補送進敬老院集中養老。每年600斤的口糧由組里負責。
付達信此前也曾和村小組談過進敬老院的事。
村長付發月說，如果付達信要進敬老院，村小組每年必須要為其交付600斤的口糧。而村小組首先要弄清楚他欠別人或者別人欠他多少錢，然后把他的房子交公給小組，才會答應替他交口糧。
“付達信不答應村小組的要求，所以就只有自己一個人過了。”付發月說。
而湖南省2007年實施的《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辦法中規定，不得將村民私有財產交給國家或者集體作為享受五保供養待遇的條件。
條例中也沒有規定村民必須在村集體交納口糧之后才能入敬老院。
付發月說，他們是按照早已流傳下來的老辦法操作的，至于什么時候開始流傳的，他也不記得了。“也正是很多老人不愿意這樣，所以他們也就只能被分散在農村養老了。”
付發月記得，后來付達信本人也說，敬老院不自由，很難受，也不愿意進了。
“五保”蛻變為“一保”
市場經濟確立后，擔負供養五保主要責任的村小組，支配資源能力下降，為老人討口糧成為難事
由于村小組不為付達信提供600斤口糧，付達信也就進不了敬老院。村小組的意見成為付達信是否能進敬老院的關鍵。
在農村，其實五保供養的主要責任人是村委會和村民小組。國務院在1994年頒布的《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就已確定了這一性質。
“條例”中規定，五保供養工作是“農村集體福利事業”，因此資金籌措的主體是鄉鎮和村集體，尤其是村集體。
而村集體也有自己的無奈。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洪大用在農村調查發現，計劃經濟時期，農村集體經濟居主導地位，村集體能有效支配現金和實物。而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集體經濟受到削弱。尤其在稅費改革后，具有一定隨意性的“三提五統”制度被取消，村集體支配資源的能力進一步削弱。
鄒庚寅就深刻體會到這一點。
他是磚塘鎮的社會事務辦(又稱民政辦)的主任。在他任職的這些年，經常為五保老人的口糧走村串戶，逢人討谷子。
磚塘鎮現有人口36700人，五保戶362人，已到敬老院集中供養的40人，剩下322人的口糧問題就有缺口。
他說，以太平橋村為例。該村14組，全組25人，五保戶有3個人，計算下來就是7個人供養一個老人，而這7個人又有一半以上沒有種田而到廣西打工，大多數人一年都見不到一次面，更別說讓他們給五保戶供糧了。
鄒還說，盡管現在種田有一定的補貼，一畝田一年收下的谷子，如果除去農藥、化肥、種子和人工，根本就賺不了錢，所以這種情況下，讓農戶拿口糧，也不太現實，畢竟他們不拿口糧也不犯法。
洪大用調查發現，農村五保困境具有普遍性，幾乎所有散居的五保戶都不記得上一次吃肉和吃蛋是什么時間。集中供養的五保戶生活雖然好一點，但大多沒有買新衣服的記憶，他們的衣服要么已經穿了十幾年，要么就是外界捐贈的救災衣服。
洪大用曾撰文說，在一些地區，五保實際上已經蛻變為兩保(保吃、保葬)甚至一保(保吃)。
因此有專家建議，政府應該取代村集體，成為供養五保老人的責任人，各級政府應當把實行集中供養作為五保供養的基本方向，把建設農村敬老院納入社會經濟發展規劃。
貧困縣“難頂”五保之重
祁東縣財政收入全市倒數第二，僅夠“保吃飯”，該縣9成五保老人未能集中供養
祁東縣的五保問題也是李虎霖心頭上的一個問題。
他是民政局副局長，分管五保供養工作。他說，現在全縣被集中供養的五保老人只有818人，不及總人數的十分之一。
2003年以前，祁東縣的五保工作由各鄉鎮負責。免征農業稅之后，政府開始更加重視五保工作，審批核定權從鄉鎮歸到縣一級人民政府。
五保老人的補貼標準開始逐年提高。2004年是400元/年，2008年是800元/年。
李虎霖說，對于一個貧困縣，在政府財力未能大幅增長的前提下，政府的壓力是可以想象的。
祁東資源稀少。沒有工業，沒有礦業。地處湘西南，條件艱苦。縣財政可支配收入在全衡陽市排倒數第二，“是一個保吃飯的財政”。據稱，2008年底，縣財政還是借錢過的年。
李虎霖也說，如果讓祁東縣把現有五保戶全部集中供養起來，政府每年的支出將是2340萬，相比財稅剛過億的貧困縣來說，是不現實的。
不過，祁東縣還是在致力推進五保供養，盡快改善敬老院的硬件設施。據了解，該縣23個敬老院中已改造完成的有15個(包括五保之家)，還有8個將在兩年完成更新。屆時，能接納的五保老人超過千人。
破舊的靈官鎮敬老院也被納入2009年改造計劃，將投資百萬，建成一個有40張床位的全新敬老院。
但是還有絕大多數五保老人沒能納入集中供養。李虎霖說，祁東的五保供養形勢依然不樂觀。
“五保之家”蹣跚中試點
讓散居的五保老人集中居住，相互照顧；但由于管理問題該縣不少試點被撤，僅剩留7家
除了敬老院，在祁東還有一種供養五保老人的模式，就是五保之家。
位于中國黃花第一村的石亭子鎮羅江村，有一處看似小學教學樓的兩層建筑，每一間房就是兩個五保老人的家。
2007年，由羅江村牽頭，村鎮企業投資近10萬的小型福利院落成。設計床位數12人，到目前全部住滿。春節前，作為主管單位的村委還專門派人檢查衛生，給每戶人家評級，還派發水果。
和傳統敬老院不同，住在這里的五保老人沒有食堂師傅和工作人員，每年得到補貼還是800元，而不是集中供養的補貼標準2340元/年。
老人們拿著這些五保金后，輪班燒菜做飯，一起吃，一起住。“生活自由，想吃什么就能做什么。”
李虎霖說，五保之家有投資少、便于布點等優點，但因沒有工作人員造成管理跟不上也是現實問題，所以2007年全縣不少試點被撤銷，到今天只剩下最后的7家，現分布在石亭子鎮、蔣家橋鎮、鳳岐坪鎮和洪橋鎮。
解決吃住后，醫療費不足就成了五保老人養老問題中最大的障礙。
五保老人徐世發今年68歲，住在風石堰敬老院。2008年12月不慎髖骨骨折，入院治療已經花了3000多元，仍未康復。按照規定，他的醫療費遠遠不夠支付診費。后來，敬老院上報鎮縣兩級政府后，多余部分從救災救濟款支付，才勉強能繼續治病。
李虎霖說，對于五保戶的就醫問題，不能設置門檻，應以特殊人群特殊照顧，而且還不能以普通公民看待，應該給他們更多的關懷和更多的愛，只有這樣，他們才不會像付達信那樣偏激，做那種傻事。
村長付發月說，他們已經準備為付達信解決困難，增加生活費用；若村小組拿不出口糧，村里會想辦法，并想動員付達信去敬老院。(本報記者 呂宗恕湖南祁東報道 專題統籌 本報記者 宋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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