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風窗2010011期封面：轉型中國的二代現象
轉型中國的二代現象
文_本刊記者 趙 義
大約從2009年夏天開始，富二代、窮二代和官二代這幾個新鮮詞匯開始在網絡上躥紅。而在2010年全國“兩會”上，二代話題正式進入最高民意機構的視野，代表和委員發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忙著澄清社會輿論的質疑。主要來自網絡的這些概念，已經成為公共話語。
在政策層面，各級黨政系統也出臺或者醞釀應對之道。比如黨校對富二代的培訓，提高用人制度的公信力，提高經濟落后地區教育水平和弱勢群體子女的受教育機會，等等。而在社會層面，“快樂男聲”中富二代和評委的交鋒，六成女大學生愿意嫁富二代等等這樣的新聞總是能吸引很多人的眼球。
中國有句古話：英雄不問出處，富貴當思原由。人生而平等，人事實上又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完全的出身決定命運，就是種姓制度或者“血統論”；而完全鏟除出身的作用，實際上也只能衍生出新的不平等。但轉型中國的二代現象，自有其特殊內涵。
轉型中國的二代現象一方面是反映社會垂直流動的程度，或者說公職和職位向所有人平等開放的程度，另一方面是二代之間的溝通問題。在二代標簽的背后，是這個社會早已彌漫的仇富、仇官心理的進一步放大。這種放大已經發生質的變化：人們日益擔心，社會的優質資源將日益被少數人壟斷，大部分人會失去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而這正是任何一種極端思潮誕生的社會土壤：以極端的方式重新洗牌。
導讀：
搶的哲學
自從實行市場經濟以來，社會階層的分化和各種劃分版本就層出不窮。和嚴謹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劃分不同，類似“富二代、窮二代和官二代”的劃分實際上是網絡輿論對于直觀社會現象的反應。因此，不奇怪的是，這些詞匯每一個的興起，都是和一些引人注目的極端的社會性事件聯系在一起的。比如富二代的飆車，基層的官位世襲現象，大學生自殺事件等。
尤其是在就業和謀取更好職位的時候，當更追求職業前景激勵的年輕人在關系、家庭資源、甚至是行賄競爭等的較量中敗下陣來，一種“出身決定命運”的悲觀情緒勢必會蔓延。而當看到其他的人在享受到父輩積累的財富和人脈資源的蔭庇，卻又自認為理所當然，擺出一副傲慢姿態的時候，不平、不滿和憤恨的情緒就會滋長。有時候就演變成網絡上的對罵戰。
毋庸諱言，自從實行“讓一部人先富起來”之后，代際之間的公平問題就遲早會出現。曾記否，改革開放伊始，“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讀書無用論甚囂塵上?！白x書改變命運”是國人的宗教式信條。每一次這個信條的動搖，都折射出社會大變動的沖擊。而到了今天，“讀書無用論”已經遠遠不足以表達人們對于社會不公的不滿和自身命運的焦慮。
近日，新華社調研小分隊的文章《我國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紅線》，以及全國總工會公布的勞動報酬占GDP比例連續下降22年的數據，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偨Y而言就是，資本和勞動的分配嚴重失衡，這直接影響大多數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土地和資源帶來的暴富，以及土地和資源的稀缺性，決定了“有錢的越來越有錢，沒錢的越來越沒錢”。而表現在社會層面就是“屁股決定腰包”，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聰明才智和勤奮勞動，而是靠“搶身份”和“搶行業”。搶行業就是搶上游產業，資源壟斷性產業；搶身份就是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身份。
而正是在搶的過程中，各種潛規則和壁壘暗地叢生。我們不否認明規則依然存在，不斷健全的公平競爭機制保證了仍然有一部分艱苦奮斗的底層人士占到了那個決定腰包的“屁股”。但這些資源都是稀缺的，公平競爭的機制建設總是趕不上潛規則滋長的速度。這些“屁股”們也日益形成自己的買賣“價格”體系。
由于政府公共物品服務方面對于民眾起點公平的保障嚴重不足，個人和家庭為此付出了過于沉重的代價(比如為了孩子讀書條件好一點，或者承受高房價，或者承受高昂的擇校費)。等到要“還債”的時候，相關的人們也不得不加入到對于稀缺性資源的尋租大戰中去。
成功的總是少數，大多數的失敗者在煎熬掙扎之余，也就不能不借助網絡一抒胸臆。
共識
人們之所以如此關心二代現象，恐怕是因為資源分配不公日益固化，在社會代際之間遺傳，社會斷裂得不到有效彌合。本來，年輕意味著新銳和突破。但現實也昭示，體制的力量更大。
古今中外的國家發展歷史有一個共同的規律，就是承平和繁榮已久，社會里面行業和集團之間的固化現象勢必會出現。通過構筑壁壘，坐享其成，而生產性和創造性力量日益衰微。轉型中國的二代現象所反映出來的問題，最讓人憂慮的就是這一點。
值得一提的是，二代現象反映的并不僅僅是一個窮人的上升問題。雖然二代之間的價值觀沖突已經很明顯，但無論是富、官還是窮，如何安身立命都是共同的根本性追問。無論何人，上面還有一個掌握最強大塑造能力的國家權力。富二代和官二代，貌似榮耀，但價值觀和倫理拷問，正如烈火一般，也在炙烤著他們。
比如富二代，接班并非僅是一個家族的事情，也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如何走出父輩所謂財富原罪的陰影？如何學習和認識中國式的政經關系的微妙哲學？而官二代，在政治倫理和制度建設日益完善的情況下，是否能夠有嶄新的形象出現，而不墮入中國歷史上的衙內魔咒？什么時候，民眾才不會普遍地只是從一個個腐敗案件中“子女”、“身邊人”等詞匯中才看到他們的影子？
財富總歸是要回報給社會，權力終究要被圈在為民服務的籠子里。無論是富二代，官二代，還是窮二代，財富、權力和知識本身并不能自動成為相互連接的紐帶。仇恨只能帶來惡性循環，而形成能夠共享的共識是無論何種出身的人們都要面臨的問題。財富和權力只能帶來外在的物質的差別，但心靈上的隔閡才是真正的悲劇。轉型中國需要的不是權力和資本的歡宴，而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尤其是在社會性報復和泄憤事件頻發的今天，不能不讓人擔心，這些事件會刺激不同群體之間隔閡的加深。二代們應該從中得到經驗和教訓，讓歷史不在更年輕一代人身上重演。面對改革造成的斷裂和隔閡，要從二代們開始實現和解。而政府的目光也就不能僅僅是著眼于“政治上可靠”這樣的宏大層次，在制度透明和公平競爭方面應付出更多努力。
如今，無論貧富，人們都在尋找改變自己命運的道路。但無論有多少政治機巧和智慧，無論有多少職場謀略，改革分化后代際之間能否形成共享的價值觀，能否打破改革中的社會斷裂，這是社會成長的重要方面，也是從社會層面檢測這個國家未來活力的試金石。沒有“公平正義的光輝”，最終的可能結局是“叢林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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