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憑什么接力中國？
文_本刊記者 陳統奎發自上海
5月2日，公司的一名男采購員要結婚，董銘可操心了，他不僅把自己那輛價值140多萬的保時捷凱宴拿出來，還借了6輛名車，組成一支豪華的婚車隊，為新郎做足了面子。這位年僅29歲的“少帥”這樣解釋自己的舉動：“那個人為公司出力，你肯定要幫他，我們像男方一樣，我們把場面搞好，員工多有面子啊。”
董銘說要經營一家有人情味的企業，讓“企業就像一個家”。
如果你覺得這是“感情用事”，那你就錯了。董銘還說：“領導者不能忘記一件事——他們的權威，是由追隨者賦予的。”恩威并重，這是中國式管理的中心思想，無恩之威乃強權，董銘不喜歡。董銘從父親手中接過浙江威力鍛壓設備有限公司掌門人之位一年多了，越來越忙，周末和節假日常常加班，“杭州一日游”是他最奢侈的放松方式。接班了——這三個字對董銘來說，不，對那些完成交接班的富二代來說，都是沉甸甸的。
可是，不久前幾番傳出“富二代”在公路上狂飆名車傷人、生活窮奢極侈之類的負面新聞，使得“富二代”幾乎與“紈绔子弟”劃上等號。辦公室設在上海的富二代組織“接力中國青年菁英協會”(簡稱：“接力中國”)剛表示，計劃以“新一代企業家”的新提法代替“富二代”這一“負面稱謂”，網上就迎來一片討伐聲，網友們不允許他們“換馬甲”。社會對富二代的成見之深可見一斑。
“代表社會教育這幫人”
2007年，董銘給《第一財經日報》去了一封信，訴說“一個民企接班人的煩惱告白”——大學畢業回來進入父親的企業，常常失眠，食量銳減，神色憔悴，心態焦慮不堪，白頭發多了……陳雪頻編發了這封來信，之后100多家平媒轉載，中央電視臺《對話》欄目，鳳凰衛視《魯豫有約》等著名電視欄目紛紛邀請董銘等“富二代”做節目，“富二代”群體粉墨登場。
那段時間，各種媒體像奪食的鷹嘴一樣爭相報道“富二代”，出于天然的批判性思維，記者們把挖掘“富二代”負面消息作為己任，給公眾描述了一個“紈绔子弟花天酒地”的群像。此前，人們剛對第一代企業家的“原罪”問題爭論不休，仇富心理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不安因素。這個靠著第一代企業家的財富而享有優厚物質生活的群體浮出水面，引發了復雜的社會心理：羨慕、妒忌、反感、厭惡……
這類社會心理并不利于導向一個良善社會。然而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巨大的貧富差距鴻溝。按照現行美元匯率計算，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大約排在第128位，即使按照經濟學家們喜歡用的“購買力平價”，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仍然排在全世界第107位，落后于納米比亞、伯利茲、烏克蘭等國。輸家太多，贏家太少——中國社會發展如此不均衡，不管哪個群體崛起都會引來社會不安。
2008年，富二代群體還沒有人意識到這種社會心理的危害性，當年在上海舉辦的一個富二代論壇公然打出“新貴崛起”這樣的主題。據一位資深財經記者描述，當年在上海一些投融資活動現場，他看到一些大學剛畢業或仍在讀大學的富二代，拿著幾千萬從全國各地趕過來參與投資，一副副“富二爺”的表情。上海一些有識之士開始為這群稚嫩的“富二代”擔憂，設想成立組織把富二代群體中的上進分子凝聚起來，一方面幫助這群人成長，一方面引導他們回報社會。
時任《第一財經》編輯的陳雪頻便是7名發起人之一，后來擔任理事長的陳豪也是其中一位。陳豪善于交際，認識很多富二代朋友，政府關系也不錯，他的父親是浙江嘉興地區的著名企業家。《解放日報》一位記者貢獻了“接力中國”這個“雄赳赳，氣昂昂”的名稱。“接力”二字準確表達了富二代群體從第一代企業家接過家族企業之棒的意思；“中國”二字則承載了這一群體的抱負，他們要引領中國大陸經濟繼續向前邁進。
鑒于在中國大陸注冊社團機構的復雜性，他們選擇在香港注冊成立了“‘接力中國’青年菁英協會”，并掛靠在上海市楊浦區工商聯青年工作委員會下，然后成立“上海睿萊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作為日常運作平臺，辦公室設在上海蘇州河畔一棟別致的小樓里。一年多來“接力中國”吸引了100多位成員，加入的不單是企業家第二代，也包括新一代的年輕創業家。“這兩股力量將是中國大陸民營經濟未來的核心力量。”首任理事長陳豪說。他希望這個組織能走出像馬云、郭廣昌、柳傳志、王石等這樣的大企業家。
今年31歲的季偉特是“接力中國”監事會監事，他父親是民營不銹鋼管行業的龍頭企業、上海上上不銹鋼管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在他看來，“接力中國”是“代表社會教育這幫人，把他們吸引過來，教育好”。有了“接力中國”，“父輩們放心多了”，他們甚至托關系介紹兒子加入這個組織。而加入“接力中國”，除了一次性8萬元的會籍費，必須要有兩名會員推薦，還需經過長達3~6個月嚴格審核。“接力中國”強調“上進性”。（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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