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改革的人也不得不推進改革
深圳政改的動力來自哪里？黃衛平觀察深圳政壇多年，他直言不諱地說，有一些具體做事的干部是不愿意改革的。“深圳是中國市場經濟的先鋒城市，廣大干部更愿意和習慣通過發展經濟和經濟改革來創造政績，而無意在政治改革方面冒風險，即使面對社會利益矛盾，也更擅長用財政優勢花錢買太平，而不是用民主博弈的方式解決問題。因此，對將民主法治建設作為各項改革之首，深圳市的各級領導在思想上還要有個逐步適應的過程，需要不斷解放思想。”
這種背景下，他認為，中央的精神和汪洋的要求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另一部分動力來源，“是深圳老百姓的維權需求和政治參與需求的日益增加。” 深圳大學當代政治研究所教授汪永成對本刊記者說。
深圳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楊龍芳也抱有同樣看法。他對《瞭望東方周刊》說，深圳在社會層面一開始就帶有強企業的特色，它的基本社會建構是一個以企業為基礎的社會，這樣的基礎推動了深圳公民社會的日漸成熟。“深圳公民社會在社區自治上取得了較大的進步，并對深圳地方政府的運行機制演變產生了近距離影響。”
敖建南，黑瘦，臉上常帶著笑容，今年約摸50歲的他比實際年齡顯老。他的身份很特殊---深圳南山街道月亮灣片區“人大代表工作站聯絡員”。
幾年前，敖建南曾因自家的房產問題和國土部門打過“一元錢官司”，盡管勝訴，他也成了小區里的“維權人物”，但他認為這樣維權付出的代價太高了。
他開始認真琢磨維權的方式，發現人大代表是一個很好的反映問題的渠道。“但他們都是兼職的，很難有專門的時間來處理具體問題。”敖建南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他首創了“人大代表工作站”，專門收集居民對周圍環境、治安等問題的意見，向轄區的市區兩級人大代表反映。
工作站成立近三年，敖建南成為小有名氣的公眾人物，片區內的大小事經常少不了他出馬協調，“協調不了的就通過人大代表的渠道提出議案”。
深圳也是個人參選人大代表最早的城市之一。2003年，深圳舉行區縣人大代表換屆選舉。當時已是市人大代表的肖幼美貼出競選海報，以社區居民身份參選。這一年，深圳有一批人走向了個人競選人大代表之路，其中有企業高管、業委會主任、律師，甚至有下崗失業者。
肖幼美的海報上印著她的競選口號：“傾聽來自基層的呼聲，監督政府的作風與體制改革；反映廣大群眾的意愿，做溝通政府與市民的橋梁……”
這些體現了深圳公民社會的真實存在，而其背后是公民參與政治的強烈訴求。“深圳政改回應了公民社會的需求。”汪永成說。
事實上，深圳政改具有比較深厚的基礎。在黨內民主問題上，《意見》提出：“經批準逐步擴大區級黨代表大會常任制試點范圍，進一步探索發揮黨代表作用的途徑”。
早在2003年，深圳市寶安區就已經是中組部黨代表大會常任制試點，參與試點方案設計的一位干部說，他們推出了黨代會年會制等形式，“應該說現有空間內能做的都做了”。
“形勢比人強。不想改革的人也不得不推進改革。”汪永成說，“因此，深圳的改革應當看作是必然的。”
蛇口試驗到行政三分
回顧深圳改革開放的歷史，可以更為清晰地看到政改的脈絡與趨勢。
從1983年到1992年，袁庚主政下的蛇口管委會就曾推行過領導班子差額直選。1985年，蛇口工業區第二屆管委會班子成員選舉，第一屆管委會7名成員中有3位“老人”被選票無情地“拿下”。
當時境外媒體形容這場直選試驗是“一股新的歷史巨浪，它正在勇猛地拍打和沖擊著原有政治體制的孤島”。1987年4月，蛇口工業區由一個區域的概念變成了一個經濟實體---蛇口工業區有限公司，以董事會取代了管委會。
伴著蛇口工業區的落幕，這場被稱作“早熟”的直選民主試驗漸漸湮滅。
而在深圳范圍內，改革舉措幾乎每隔幾年就會推出一次。楊龍芳告訴本刊記者，為了推進政府整體變革，深圳特區曾于1985年、1988年和2003年分別提出四個重構政治架構的方案。
1985年7月，深圳市委印發了《關于香港政府管理經濟的考察報告》，“這是第一個涉及全面建構深圳地方政府體制的基本構想”，楊龍芳說。這個構想包括：進一步解放特區政府的自主權問題，包括要求國家給予深圳立法權；盡量減少特區政府對企業的行政干預，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等。
1988年,中央提出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同步進行,深圳政改舊話重提。時任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長的徐建受命設計一套政改方案。8000字的方案很快完成，其主要內容現在看起來仍覺得新鮮：采取行政主導+立法委員會架構，立法委員會將人大政協的功能合并；成立類似香港廉政公署的監督機構，挑選社會精英，給予高于公務員幾倍的待遇，保證這些人不會貪污。
這套方案被記者提前曝光后，立即引發諸多爭論和質疑，最終夭折。
“這一年，深圳市委書記李灝還曾提出過一個探索性方案。”楊龍芳說，這個方案主要是成立三個委員會：一是行政委員會，這是市政府的議事機構；二是立法委員會，執行立法職能；第三是政務咨詢委員會，起政治協商作用。“三個委員會中，只有政務咨詢委員會運作過很短的一段時間。”
深圳歷史上有個特別現象---1979年建市后長達11年時間里未設人大和政協。“其實這是當時深圳市委領導有意為之，為改革留出空間”，楊龍芳說。這個局面一直延續到1990年。
2003年，改革重提。這次的改革方案主旨是按行政決策、執行、監督三者既相對分離制約又協調高效運轉的要求，探索建立現代行政組織結構和運行機制。這套方案被深圳一位學者歸納為“行政三分”。這個概念不脛而走，敏感者立刻聯想到西方的三權分立，最終也告流產。
“如果叫‘行政協調’而非‘行政三分’，可能就沒事。”黃衛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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