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一步變革的動力究竟何在？究竟怎樣才能推動制度的良性變革？這恐怕需要執政黨、學界乃至全社會認真思考
奧運會結束之后，不論是高層、還是學界，注意力迅速轉回國內，著手認真地應對復雜的經濟問題，以及更重要的，回到對改革開放三十年成敗得失的思考上，希望通過這種反思，回答一個問題：三十年之后，中國下一步應當如何變革，才能夠真正地建立起支持中華文明持續繁榮、社會長治久安的制度框架？
近日，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與廣東省人文學會在北京召開“市場化三十年”論壇，長期關注、甚至參與各個領域改革的專家學者參加會議，包括吳敬璉、江平、茅于軾、秦暉、周其仁、樊剛、張維迎等知名學者。因而，這個會議是觀察學界未來關注點的風向標。
與會者一致承認，三十年來，中國各個領域的規則、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舉其大者如：私人產權獲得一定程度保護，公有經濟迅速縮小，私人企業逐漸發育以至于占據經濟的半壁江山。這些制度變化釋放出企業家的創造性，由此導致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私人財富與政府財政收入以較高速度增長。與會者提出了各種理論，來解釋這一增長奇跡。
專程參加這次會議的華人經濟學家張五常以這種增長為依據，斷言這三十年來的中國經過摸索，已經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甚至人類歷史上最好的制度。但是，在公開或者私下場合，所有大陸學者一致認為這個看法過于樂觀。與會的經濟學家都認為，目前的經濟形勢相當嚴峻，過去幾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未必能夠持續。真正令人擔心的是，其根源不完全是周期性因素，還有更深層次的結構性與制度性因素。
如果視野超出經濟領域，不是只看財富，而是觀察社會、政治領域，則會發現，問題更為復雜而繁難。參加會議的經濟學家、法學家和政治學家承認，過去三十年間，人們在各個領域的自由有所擴張，廣泛的權利獲得政府的尊重和保障，社會自我治理范圍不斷擴展，文化、精神的自主性不斷強化，法律與司法體系趨向完善，政治參與的渠道也日益增加。但是，一個確定的事實是：相對于經濟領域，這些領域的變革尚不夠完整。
也正是因為政治、社會領域改革的滯后，初步發育的市場遭遇了扭曲。比如，政府部門過度卷入經濟活動中，經營城市、經營土地，導致政府成為利益當事人，商業糾紛轉化為官民沖突。“雙軌制”使得官員和接近官員的商人大規模進行“尋租”，腐敗現象在政府、商界乃至全社會蔓延。權力介入經濟過程形成秦暉教授所說的中國的“低人權優勢”，其經濟社會后果則是較嚴重的貧富分化。北京師范大學的李實教授扎實的數據表明，過去十幾年間，中國的基尼系數呈現持續擴大的趨勢。
正是這些現象，曾經引發了2004年到2006年的“第三次改革大辯論”。在這場辯論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是“腐敗”“國有資產流失”，以及“貧富分化”“看病貴”“上學難”“住房難”。很多人不加分析地將這些問題歸咎于市場經濟，歸咎于“改革”本身。另一方面，一些經濟學家所做的未加深思熟慮的辯解，也沒有使公眾釋懷。
在“市場化三十年”論壇上，絕大多數學者都不再只是向后看，拿今天中國的富裕與三十年前的貧困相比而沾沾自喜；相反，更多的人向前看，思考中國還需要那些制度變革。學者們普遍相信，惟有通過進一步更為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革，才能夠完善市場，進而使中國社會繼續良性轉型的進程。
學者們提出的策略包括，減少政府部門控制資源的權力；嚴格限定政府的職能范圍，政府應當謹守自己的本分，不能充當公司，不能利用權力經營城市、經營土地；改革財政預算制度，給公眾以更暢通的財政民主參與渠道。江平教授進一步提出，發展是硬道理、人權同樣也是硬道理。總而言之，與會學者都同意吳敬璉的說法：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改革，完善憲政的制度框架。
也就是說，中國要保持穩定增長就必須完善市場制度;要實現社會繁榮，就必須建立某種程度的普遍福利制度。但是，滿足民眾在物質方面的需求，卻必須依靠合理的社會、政治制度。6月2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央黨校講話時指出，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推進。
我們認為，惟有法治能夠保障市場之正常運轉，惟有民主能夠保障民眾的政治權利，確保政府服務于民眾，政府財政收入按照民眾的意愿花銷。惟有致力于完善法治、民主制度，方能有效地解決當下所面臨的種種經濟、社會、政治、乃至精神問題。
然而，進一步變革的動力究竟何在？這是困擾每一位與會者的問題。樊綱在自己的轉軌經濟學框架中，將變革的阻力歸結于意識形態與特殊利益兩大因素，這兩者也經常混雜在一起。那么，究竟怎樣才能推動制度的良性變革？這恐怕需要執政黨、學界乃至全社會認真思考。
最重要的是，假如社會不能形成進一步改革的政治意志，則一切無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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