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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國中產階層消亡”
中產階層的恒產使其成為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很多人沒有意識到，實際上30年代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出現，恰好是因為經濟蕭條帶來的中產階層的崩潰
本刊記者/龐清輝
中國中產階層的劃分標準向來不同，因此在判斷中國中產階層是在增加還是減少這一命題時，也并無定論。樂觀者如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教授陸學藝認為，如果按照目前中國社會中產階層每年1%的增長速度，20年內，中國的中產階層可達總就業人員的40%。而相對悲觀的一派則認為，“掠奪式經濟使得中產階層正在迅速分化”，其代表者有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蕭功秦，和中國社科院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等。
但是，無論中產階層是增加還是分化，研究者對于中國中產階層的際遇，都深表憂慮。一個健康的中產階層對于一個國家有多重要，一個“被消失”的中產階層對于社會就有多大傷害。近日，《中國新聞周刊》就此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陸學藝和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
中國新聞周刊：中國關于中產階層的概念一直很模糊，你覺得衡量中國中產階層的標準是什么？從規模上講，中國的中產階層是否在擴大？他們未來的發展趨勢是怎么樣的？
陸學藝：所謂中產首先是一個職業的概念，按收入劃分是不對的。中產階層主要是指你的職業、聲望、文化這三者的綜合情況能否達到一個水平。依據則是一個人占有的文化資源、經濟資源、權力資源的多少。中產階層也不是某一個階層，而是一個階層群。如果說封建社會、農業社會的主體是農民，資本主義社會的主體是工人的話，那么，現代社會的主體就是中產階層。現在，中國是中產階層發展的黃金時期，每年大概增加六七百萬的中產階層，六七十萬個老板，二三十萬左右的個體工商戶。
唐鈞：從社會學角度來講，中產階層有三個方面的標準。第一個標準是收入也就是財產的多少，至少應該有車有房，包括貸款買的房，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第二個標準是職業聲望，也就是原來社會分層視野中干部、工人、農民之后的多樣化的職業人群。第三個是自我認同感和歸屬感。上面三個標準中有兩個客觀要求，一個主觀要求。他們大概分布在中國這個金字塔的55%到80%之間，但可能不完全符合所有的條件。所以，大多數人是準中產。從政治學角度講，只有這個國家的中產階層是主要人群，大概百分之六十以上，社會才可能穩定，但我們現在肯定達不到這個標準，而且有可能越來越遠。
中國新聞周刊：這兩年，剛畢業的大學生就業很困難，大多流入了“蟻族”的大軍，生存狀況堪憂，很難補充到中產這個階層里來，我們應該如何拯救這些中產的后備軍？
陸學藝：不可過分宣傳大學生就業難，宣傳越多越糟糕。現在畢業生是市場雙向選擇，一個大學生畢業以后一年兩年定不下來自己的崗位，是非常正常的事。教育是社會地位的提升機，中國中產隊伍的壯大，幾乎與中國高校的擴招同步，不是偶然的巧合。沒有永恒的貴族，給他們向上流動的空間，他們會實現文化資本向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的轉換。
唐鈞：大學生就業困難，畢業出來就失業，這是政策造成的。很大的就業天地，很多的崗位被我們自己堵塞了。比如公務員領域，招的少報的多，競爭激烈，但事實上中國的公務員真的不多。跟中國十三億的總人口來比的話，中國的公務員大概七八百萬，政府里面事業單位的人大概三四百萬，加起來一共不到一千二百萬，絕對不多。事業單位改革從1998年到現在也沒有進展，公務員的人手其實很緊張，還有社會服務的一些領域等等，很多崗位是我們自己給自己卡死了。所以說中產階層增加還是減少，是社會制度安排的一個結果。
對大學生的過度關懷也是一種歧視。我認為對大學生就業的幫助應該只做不說。只要該放開的政策和領域都放開，不要給他們設置障礙，他們自己會創造出崗位和天地來。
中國新聞周刊：在我們的采訪中，大多數中產階層都認為自己生活在焦慮之中，過多的生活壓力讓他們失去了中產的生活品質。引發中產階層生活不安定感的因素有哪些？如何破解？
唐鈞：中產的壓力主要是購房的壓力，我一直想寫一篇文章：《住房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現在房子的價格越來越貴，離普通人越來越遠。政府對于房子的政策本來應該有兩個：房地產政策和住房保障政策。后者按照我們社會學概念叫住房社會政策，就是說一般的老百姓是向政府購買房子，它的目標是居者有其屋，但現在的問題是，中國似乎只有房地產政策。
而且，中國中產階層的憂慮還遠不止是房子，沒有完善的醫療保障，疾病也是最大的擔憂。所以中國有句古話叫：最慘的事情莫過于貧病交加。再者就是養老的問題，許多城市的白領是外來人口，沒有戶口可能讓他們打工幾十年，卻很難拿到養老金。另外，他們未來子女的上學也是很大的問題。反過來說，如果社會保障能夠完善,給中產階層穩定感的話，也可能會降低他們對房子的焦慮感。
中國新聞周刊：在美蘭德的調查報告中，很多中產階層認為自己向上流動非常困難，而大部分只能向下沉淪為中下階層，你如何看待這個現象？中產階層的流動難又會帶來什么樣的社會影響？
陸學藝：中國的基尼系數從80年代的0.25上升到90年代的0.38，又上升到現在的大約0.5，為亞洲最高，貧富差距太大。有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人均收入如果超過1000美元之后，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關鍵階段，在此之前，人們埋頭解決溫飽問題，社會分化和流動的問題并不顯得很突出。但溫飽問題解決之后，貧富分化的現象有可能急劇增加，社會階層的流動就會慢慢停滯。這樣一個龐大的階層路被堵死，社會的生機就會一點一點被掐死。如果中國在這一階段不能形成公正、合理、開放的社會分層結構和社會流動機制，就有可能引發社會結構性矛盾，使中國經濟的現代化發展面臨停滯，甚至出現倒退。所以，在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中，應該建立了一個最基本的秩序，讓社會流動暢通。一個社會的階層流動越順暢，社會就越穩定。
中國新聞周刊：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在《M型社會：中產階層消失的危機與商機》一書中闡述了日本窮者愈窮，富者愈富，貧富分化差距越來越大，80%的中產階層在向下流動的社會現象。中國是否也存在向M型社會過渡的危險？如果有的話，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唐鈞：全球化給中國、印度等國家的中產階層帶來的影響應該是積極的，制造業迅速的發展，中產階層上升速度就會非常快，但是，對于歐美、日本這些國家的工廠外移，他們原來的普通管理者和工人就會失業。所以日本的大前研一說日本的M型社會要成型了，中間階層在坍塌，兩頭在增加。
今后的中國也會有這種趨勢，如果房價無限制地飆升，早買房或者有幾套房的中產階層的財產會越來越多，而房貸壓力很大和買不起房的中產就會慢慢向下流動。就是說，如果高房價不能有效阻遏，中國也有可能出現M型社會，換句話說，我們在制造業的發展中間獲得的利潤，可能會因為房子而消失殆盡。
左右兩端高峰、中間低谷的“M”型，其實就是中產階層消滅的社會新結構，這是貧富分化的結果，而也必將使貧富分化差距更大。而現在大部分的財富主要集中在房地產商等權貴階層，這種財富集聚很危險，這可能就是所謂“仇富”的社會心理基礎。但貧富分化過程中受到沖擊最大的，卻似乎是正在形成中的中產階層。在富豪們的財富急劇增長的同時，中產階層卻在萎縮。原來有機會奮斗一下成為中產的，現在他的資產貶值了。我覺得這樣下去很危險，越往后，越積重難返，政府采取措施也更難。
中國新聞周刊：如果中產階層越來越少或者消亡了，將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
陸學藝：中產階層不發達是政治不穩定的根源，當中產階層弱小無力并且組織很差時，國家就會分裂為窮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敵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難妥協，就會導致社會不穩定。從社會結構上來說，美國和西方社會的穩定恰恰源自中產階層的崛起。歐美民主國家實行政黨輪流執政，但在保持政治社會的穩定方面，中產階層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中產階層的龐大也表明社會財富分配的合理和公正性。
唐鈞：中產階層的恒產使其成為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很多人不了解實際上30年代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出現，恰好是因為經濟蕭條帶來的中產階層的崩潰。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產的這種焦慮感和不安全感是可以擴散的。政治后衛，經濟前衛的中產階層具有拉動消費、推動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經濟功能。而在當前危機過后、經濟企穩回升的關鍵時期，這種功能尤為珍貴。凡是中產階層弱小、窮人眾多的國家，如拉美、非洲，不僅社會不穩定，經濟也不穩定。
而且中產階層意識是最講究“理性”的，而“理性”則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特征。在一個社會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生活中，中產階層的理性常常要通過他們對社會的責任感表現出來。中國中產階層的不成熟、非理性可以說暴露無遺，這會使我們正在努力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缺乏牢固的社會基礎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培育合格的中產階層恐怕是當今中國社會必須要給予關注的重要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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